《西班牙旅行笔记》提供了新的佐证。它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西班牙的近代历史表明，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震荡，“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
这就是西班牙从18世纪初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多次上演过的悲剧。就拿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这次轮回来说，正像《西班牙旅行笔记》的作者告诉我们的，在1931年建立第二共和国的初期，虽然西班牙存在左右两派，但是两翼的温和派之间存在着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最底线的基本共识。它们之间的分歧，无非是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另一个主张共和形式的民主制。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即使这种分歧不能通过和平协商来加以消除，也可以由选民用选票来决定，谁应当上台，谁应当下台。可是，当社会矛盾被激化，左右两边的极端派拉走了几乎所有的民众，国家分裂成了完全没有基本底线认同的两半，加上国际上德意和苏联两大集团的支持和挑动，分歧只能用全面内战的武力解决，最终以极右派将军佛朗哥的白色恐怖和40年独裁统治作为结束。
如果左边的极端派取得胜利那又如何呢？恐怕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就像顾准所指出的，不论个人品质多么崇高，当1789-1917传统的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西班牙左派还在政权存亡未卜的内战时期，就在莫斯科的操纵下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斗。林达为我们讲述了曾经是英国著名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故事。满怀革命激情的奥威尔在国际纵队的列宁营中亲身目睹和经历的，是左翼阵营内部以“保卫人民主权”和“肃清内奸”为名进行的残酷斗争乃至人身消灭。他由此痛切地认识到极权统治以公众意志的名义恣意侵犯个人自由的极端危险性。这一经历，使他创作出对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的世界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
如果说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是一场旷世悲剧，1975年佛朗哥去世、卡洛斯国王加冕后，西班牙迅速“回归欧洲”和走向民族复兴则堪称现代奇迹。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首先要归因于有关各方，包括出身于佛朗哥集团的新首相苏亚雷斯，共产党的领袖、当年在内战中负责马德里秘密保安工作的卡利约和社会党的领导人冈萨雷斯，他们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教训，共同参与了民族和解、民主转型和西班牙复兴的进程。西班牙共产党的老领导人伊巴露丽和新领导人卡利约早在佛朗哥死前多年就开始反思，并在斯大林去世后率先提出了“民族和解”的口号。1974年接任社会党领袖的冈萨雷斯大幅度地修正了传统社会党的纲领，放弃了完全摧毁旧体制的革命纲领。而从佛朗哥的青年运动领袖出身的政府总理苏亚雷斯，也早已认识到西班牙进行民主转型的必要。再加上开明的年轻国王卡洛斯一世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从中斡旋，占了主导地位的右派温和派和左派温和派都能够采取理性态度进行协商和博弈，为共同的利益达成妥协，使西班牙得以度过重重风波，在佛朗哥死后短短几年，就实现了民主转型，踏上复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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