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人在最近一个半世纪谋求国家富强的途程中，也有过和西班牙人相似的某些经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国际上，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突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防止这种悲剧的关键，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讨论中，人们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是应该支持他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不是谩骂、不是无中生有，一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立论都应该受到欢迎。我现在感到特别担忧的是，如果匡救时弊的措施只是停留在宣言和承诺上，而实际的改进鲜有成效，各种极端的力量就会趁势而起，动员目前显得愈来愈不耐烦的民众，导致社会的动乱。
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
旧中国社会和欧洲中世纪相同，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它的一头是大量的贫苦农民，另一头是少数权贵，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级力量即市民的力量十分薄弱。在这样的社会里，矛盾容易激化，政治诉求也容易趋向极端。在传统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暴君的残暴统治激起农民暴动推翻旧皇朝，农民当政后又或迟或早变成新的暴君，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更替。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市民阶级和知识阶层开始壮大。在新的社会力量的孕育下，首先发生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解放运动；接着发生了建立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变革。到了现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专业人员和经营专业人员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也进入了这个过程。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政府等公共机构的职员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虽然我国新中等阶层的利益自觉和公民意识都还有待提高，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他们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改善，他们和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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